回纥可汗在迎娶唐朝公主后与吐蕃决裂，并称昔为兄弟，今为半子，如果吐蕃为患，子当为父除害。（“昔为兄弟，今为子婿，半子也。如果吐蕃为患，子当为父除之”）四、公主和亲与唐朝国力强弱的关联性有很多人将公主和亲归咎于国力孱弱，并以此作为唐朝国力不强的证据。但其实唐朝和亲密度最大的时期，恰好是唐朝国力最鼎盛的时间，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特意整理了一张唐朝公主和亲的表格。
上面是我从《唐会要》中整理出的《唐朝和亲公主基本信息一览表》，表中的19位公主都是和亲成功的，另有几位公主许了婚，但唐朝后又悔婚，未能成行，不在此列。表中有一处颇为值得玩味，如果以皇帝的时期作为划分，太宗李世民时期共有6位公主出嫁，占比31.6%；中宗李显时期1位，就是金城公主；玄宗李隆基时期最多达到了8位，占比42.1%；肃宗、代宗、德宗、穆宗时期各1位。
换句话说，初唐、盛唐时期和亲公主15位，占比高达79%，而到了内忧外患的中唐、晚唐，只有4位公主和亲，占比只有21%。如果按照网上流行的理论，岂不意味着初唐、盛唐弱于中晚唐？其实，对于“公主和亲”有一个多少带点悖论的理论，即“和亲”说明双方都没有充足把握，用菜刀直接解决问题。换句话说，“和亲其实双方能够妥协的产物。
”因为，如果一方已经是碾压性的优势，就不需要和亲了，直接抢岂不更简单些？安史之乱后吐蕃鲸吞河陇、西域，兵锋时时威胁关中，唐蕃间反倒没有和亲基础了。这恰好与前表格中和亲公主的年代相吻合，中晚唐时期，唐朝内忧外患，此时和亲又有何用？说真的，如果一个公主就能解决边患的问题，那还养军队干什么？多生几个公主就行了！“和亲”始终是种政治手段，而政治手段，恰恰在国力强的时候管用，真到积贫积弱的阶段，反倒是军队管用，正所谓“弱国无外交”。
另外，从和亲公主的去向，也可以窥见唐朝外交的重心。19位和亲公主中只有6位嫁到东部，2位和亲奚、4位和亲契丹，占比31%。其余全部远嫁西部，分别是吐蕃2位、突厥3位、铁勒1位、吐谷浑1位、突骑施1位、宁国1位、回纥（回鹘）4位。这说明唐朝对西部的重视远超东部，反过来说就是，西部对唐朝的重要性和对关中腹地的威胁也远超东部。
这一点，从唐朝节度使的设置和拥兵数量能够清楚的看出。在“天宝十节度”的兵力数量上，控制西北的安西、北庭、拢右、朔方、河西五大节度使坐拥精兵二十五万余人，占全部全军总量的52.7%。如果再算上西南方向控制南诏、吐蕃的剑南节度使，整个西北军队数量占比超过六成。而号称“掌控半数天下雄兵”的安禄山所控制的范阳、平卢两镇军队定额14.6万人，占比不过26%（安禄山只能控制河东的一部分军队）。
这也和他起兵15万人，诈称20万的人数相符合。与此数据相吻合的是，公元713年—755年间（玄宗开元初年至天宝十四年），唐朝总计对吐蕃用兵26次，对突厥12次，对南诏6次，而对契丹和奚则只有9次和2次，西部军区的军事行动占比高达80%。哪个方向对关中威胁更大一目了然了吧！以公主和亲的方式分化、拉拢西部各政治势力，也就成了唐朝政策实施的重要手段。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所谓“和亲源于国力弱”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唐朝国力最强之时，正是和亲手段用的最频繁的时期，也只有在这一时期，和亲的政策效果才更明显。对于一个君王来说，很多时候和做生意的商人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二者都时时刻刻谋求“以最低成本，获取最大利益”。所以，自古以来“效费比”就是考量事务可行性的基础，从不考虑“效费比”的皇帝，通常都干不太长，比如隋炀帝。
而“公主和亲”算是一个效费比相当优秀的“低成本解决方案”，因为战争毫无疑问是成本最高的方式。综上所述，“公主和亲”是一种政策性的手段，其根本在于“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利益”。这种政策的实施确实与国力强弱有关，但是正相关状态，即国力越强和亲政策效果越好，而不是相反。说了这么多有关和亲的内容，我们一直都是从更宏观政策性的角度来谈论问题，但如果从个体的角度上说，“和亲”就显得不那么人道了。
毕竟，让一个弱女子离亲别友、背井离乡，生活在风俗迥异的异地，有悖于中国自古以来的人伦传统。另外，汉藏史料里确实都有两位公主生活不算幸福的记载，甚至金城公主曾动过出走失密国（今克什米尔地区）的念头。因此，唐诗中对于和亲的公主多有同情，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李山甫所作七绝《代崇徽公主意》：“遣妾一身安社稷，不知何处用将军？”真是无限讽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