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公主和亲制度从肇始之日起，便暗藏政策性的内核。汉地政权寄希望于通过这种政策，对周边政权施行软实力影响。至于其政策是否奏效则因人而异、因时而异，谁都不敢保证效果如何。同时，上述两段话也可以解释，为何汉族政权始终都是嫁女儿，从未有娶皇后案例。因为，和亲的长远目标是出现一个带有汉族血统的异族政权首领，而不是相反。
说到软实力影响，与公主和亲相配套的还有“纳质”、“宿卫”和“入学”三个手段，这就是我们前述的“质子及宿卫制度”和“内附蕃夷子弟入学（国子监）制度”。唐朝时，曾要求内附诸蕃首领自身或首领的子侄入朝为质，《贞观政要》便记载：“选其酋首，遣居宿卫”，类似记载在新旧唐书中也屡见不鲜。对于这些入京为质的人员，唐朝有一整套相应措施，一般先是入国子监学习汉族文化，然后根据“个人表现”、“政权重要性”以及“其在国内的影响力”相应“授官宿卫”。
《册府元龟》曾记载这样一件趣事，吐火罗叶护（君主）的弟弟，在长安为质获授四品中郎将。他感觉很委屈上书朝廷叫屈，因为同为人质的吐火罗属国石国、龟兹国人员获授了三品将军。同时，这些入学国子监的质子们，对唐文化的仰慕达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他们不但着汉服说汉话，还能熟练的吟诗作对，甚至曾有吐蕃使臣太过仰慕唐朝文化，死活不想回国，请人代言皇帝：“跟我国内说，我已经死了。
”（“伏望报之云其使已死”）三、和亲制度下的外交取舍和向背。除软实力影响外，公主和亲还标明了唐朝对外的取舍倾向和亲疏向背。这一点上，对薛延陀的态度的变化是最典型的例子。隋乱之时，唐朝和薛延陀共同感受着东突厥的压力，李世民在联合薛延陀打败了东突厥后，薛延陀归附唐朝并建立了薛延陀汗国。在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前，两国关系尚好，李世民曾将新兴公主许婚薛延陀。
这位新兴公主是李世民第十五女，根正苗红的唐朝公主，如果她能顺利和亲，将是唐朝历史上第一位和亲异域的唐朝公主。因为之前参与和亲的弘化公主（吐谷浑）和文成公主（吐蕃）都是宗室女，而再前的四位公主，虽有两位是李渊的亲生女儿，但嫁的都是归附唐朝的异族大将。（详见文中“唐朝公主和亲一览表”）但薛延陀最终也未能娶到新兴公主，因为唐朝发现薛延陀汗国已在北方做大，隐隐有第二个东突厥之势。
李世民也挺逗，当时薛延陀赶着十万匹杂畜作为聘礼前来迎亲，可途中遭遇暴风雪袭击，牲畜冻毙走失过半。太宗便以“聘礼不足”作为理由回绝了薛延陀。李世民当然不差这点牲畜，如果有必要就是倒搭点牲畜，他也能把女儿嫁出去。唐庭君臣的一次奏对，充分说明了唐庭在此事上取舍的原因。如果将公主嫁给了薛延陀相当于认可了其地位，会让周边族裔更加驯服。
（“今以女妻之，彼自恃大国之婿，杂姓谁敢不服！”）而如果不许婚，那就会让周边族裔知道，薛延陀并没有获得唐朝的支持，不久他们就会崩盘。（“今吾绝其昏，杀其礼，杂姓知我弃之，不日将瓜剖之矣”）果如李世民所言，三年后（贞观十二年，724），薛延陀在唐朝分化瓦解和周边族裔围攻下灭亡。同样，在对吐谷浑国内政治势力的支持上，也能看出唐朝和亲的选择性。
吐谷浑王慕容·诺曷钵继位之初，年纪幼小，朝中大臣争权导致国家大乱。当时诺曷钵并不是其国内势力最大的政治势力，但唐朝决定投注于他，先派李靖领军弹压各方势力，而后封诺曷钵河源郡王。等到贞观十年（636），诺曷钵亲自入长安求婚，李世民又将弘化公主相嫁，嫁妆甚为丰厚。通过弘化公主的和亲，诺曷钵相当于获得了当时东亚霸主的背书，逐渐稳定住了局面。
从上述两个相悖的例子可以看出，唐朝对和亲与否的问题上，更多表现在政治投资上。通过和亲与否的选择，来表明对其政权的取舍，并以和亲的方式，谋取唐朝利益的最大化。由此可见，以初唐、盛唐的强势地位来说，迎娶唐朝公主（尚公主）是件极为荣耀的事情，各方势力乐此不疲，如果求亲未遂自然会非常恼火。玄宗开元十二年（724年）突厥毗伽可汗在求婚被拒后，便口出怨言“屡请不获，愧见诸蕃耳”。
“屡请不获，愧见诸蕃耳”，足见运作良好的唐朝和亲制度，在周边异族政权中的影响力。甚至到了中唐时期，虽然经过安史之乱的打击，唐朝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但依旧能够凭借公主和亲获得利益。中唐时期（肃宗、代宗、德宗三朝），面对吐蕃尽占河陇的巨大压力，三位全部和亲回纥（回鹘），成功建立了唐回之间的“反吐蕃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