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汉人与越人的矛盾；二是越人各部落之间也常常发生矛盾乃至流血冲突。据《汉书·高帝纪》记载：“越人之俗好相攻击。”通俗的说就是好战，时常聚众斗殴，这种情况极不利于南越国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为改变这种局面，南越国建立后。赵佗在两方面采取举措。第一是，采取“和辑百越”政策。简单的说，就是在越人聚居区推行自治，册封当地首领为王，还时常给他们赠送礼物，但不改变社会组织的中、下层结构，因为当地首领得到了安抚，所以他又能带动越人的自我约束，社会秩序得以稳定下来。
第二是，改变原来汉越两族人民居住地划分明显的局面，让南迁的汉人与当地越人杂居共处，以增进两族人民的相互了解和经济文化交流。这样汉越两族人民相互影响，打破了越文化固有的封闭状态，有利于培养和促进共同文化素质和心理状态的形成。为了和睦越人与南迁汉人的关系，赵佗鼓励汉人与越人通婚联姻。如之前提到的，吕嘉任南越王垂相，他的子女就与南越王族通婚。
据《汉书·南越传》记载：“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弟宗室。”赵佗让子弟宗室，率先垂范与越人通婚，在高层领袖的推动下，其下级官吏，乃至民众参与通婚者越来越多。这对于民族和睦与融合，无疑也起了重要作用。大力发展经济文化赵佗统治岭南时期，十分重视推广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大量向岭南越人居住区引进“金、铁、田器、马牛”。
西汉建立后，曾一度禁止向南越出售铁农具、马、牛、羊等生产工具，这引起赵佗的不满，南越国与西汉的友好关系破裂，战争一触即发，可见赵佗对引进先进生产工具与技术的高度重视。汉文帝即位后，废除了之前的禁令，南越国恢复与内地的相互贸易，双方关系和好如初。因南越国主动向西汉称臣，所以通过贸易，得以从中原地区大量输入铁器和牛马等，更先进的生产工具促进了岭南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了原来“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状态，铁器和牛耕的使用使得岭南地区的大片荒芜土地得到开垦。
南越国建立后，农业生产成为了赵佗治国的重点之一。如将军吴霸就率领族人，“垦近土庐，居番禺之西有江浦焉”。与西汉的贸易，也使得南越国得以引进新型农作物，在广州华侨新村的墓地中，发现有稻、小米、高粱、桃子等壳核，以及加工粮食的石磨和柞臼模型器等，甚至还有粮仓。这反映了岭南当时农作物品种增多和加工器具的进步。
除了农作物品种、加工器具、开垦荒地外，赵佗还十分重视水利。早在秦朝还没灭亡，他在担任南海郡龙川令时就带领当地人民大力开凿水井等水利设施，发展水利事业。除了农业，手工业在赵佗统治时期也有了较大发展。南越国的手工业主要有煮盐、纺织、冶铜、制陶、漆器和造船业等，品种齐全。通过与西汉的贸易，先进的手工业技术也得以传播到南越国。
1983年在广州发现的南越王墓中出土了70多件冶铁工具、大量铁剑、铁矛等兵器和保存完好的铁制恺甲，这说明南越国此时已掌握锻铸铁器技术。此外，在广西的一些南越国墓中，也出土了不少铁器，其中铁农具有镰、斧等，铁制生活用具有剪、釜（烹饪器具，锅的前身）等，这反映了赵佗统治时期铁器制造业有了较快的发展。此外，南越王墓中随葬品有铜器、铁器、漆器、陶器、金银器、玉器、象牙器等1000多件，可以看出当时的南越国已有冶铜、制陶、漆器等手工业存在。
造船业，则在南越国手工业里存在感很强，甚至赵佗亲自主持造船。据《南越志》记载:“越王造大舟，溺死三千。”1974年广州市发现一处南越国统治时期的造船工场遗址，其船台结构采用船台与滑道下水相结合的原理，可同时建造数艘载重五六十吨的木船，这一规模甚至已经能与西汉不相上下，显示了当时岭南地区高超的造船技术水平。
南越国对外出口漆器、丝织品、陶器和青铜器，海上贸易小有规模，为后来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岭南地区的商品交换也日益扩大，随着贸易的逐渐发展，一批中小城市相继出现。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南海郡的番禺已是“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都会也”。不过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受限于考古成果，我们还不知道南越国的货币长什么样，有学者提出他们的货币与中原地区是通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