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铁站的交通问题的确相当严重。据虹桥站的统计数据，即便 6 成以上旅客通过发达的地铁网络前往高铁站，旅客仍要在去车站的路上平均花 56 分钟，在车站等待平均 61 分钟。与之相比，在一次出行中乘坐高铁的平均时间为 192 分钟。花在高铁外的时间占到一次出行总时间的 44%。如果考虑不同旅客不同的出行距离，车外时间的份额还要更重。
对于占客流总量 58%、出行距离在 300 公里以内的短途旅客，乘坐高铁的时间甚至只占整个旅程的四分之一。对他们来说，高铁提速带来的时间便利，在车外的时间损失前几乎不值一提。上海虹桥站的问题，在中国高铁站里绝非孤例。据赵倩、陈国伟对京沪线、武广线上 38 个高铁站的统计，中国高铁站距离城市中心的平均距离为 14.12 公里。
其他城市的城市交通网远不如上海发达完善，乘客花在去高铁站路上的时间只会更长。事实上，居住在中心城区的乘客，本可以在赶火车的路上花更少的时间。中国各城市位于市中心的火车站，其交通便利程度显著优于城市边缘的高铁站——就连地铁网发达的虹桥站也不例外。那么，为什么中国高铁站多修建在城市外围，而不是市中心？高铁选址与支付意愿对于中国的高铁决策者而言，高铁站选址设站是一项综合的规划，除了考虑城市内部的交通便利，更重要的，可能是城市规模、形态、发展发向和城市群之间的联系。
英国城市规划学者彼得·霍尔分析总结了欧洲的高铁站点区位，将其分为市中心、城市边缘、远郊三类，不同区位有着不同的城市功能，其原理也适用于中国。修建在市中心的高铁站最为便捷，是欧洲日本高铁的主流。它可以作为城市交通枢纽，促进办公、消费产业的聚集。但中国此类站很少，一般由旧站改造而成，加开少量高铁班次，例如天津站、杭州站。
设在城市边缘地区的站点，一般是为了塑造城市新增长点。如郑州东站就设在新旧两个城区中间，杭州东站则设在 2001 年规划的城东新城附近。设在远郊的车站是中国新建高铁站最多的一种类型。除了修在郊区可以不占用城市原有的土地指标，决策者往往寄希望于带动周边土地开发，建设高铁新城。在高铁规划者看来，高铁站所及自带人气加成。
在最优的假设中，高铁站可以发展为产业集聚的开端，进而发展为高铁商务区，带动城市活力。▍最经典的案例是日本东京站。2001 年东京站被纳入日本都市更新计划。通过对站内和周边地区进行综合开发，今日的东京车站，不仅是交通枢纽，还是城市的商务、文化、社交中心。不过，在中国高铁站选址的实际操作中，成本才是最重要的因素。
时速 350 公里的高铁，保证安全的最小曲线转弯半径要达到 7000 米——这意味着，城市体量内的高铁设施几乎是一条直线。若将高铁站修在市中心，要么得一路沿线拆迁，要么就得上高架或将线路设于地下，无不需要巨额开支。因此，当铁道部（铁总公司）统筹投资建设高铁站时，多选址在较经济的空旷地区。但凡事有例外。
由于高铁站是由原铁道部（现铁总公司）与所在省、市共同出资建设，比较强势和财政充裕的城市，能通过负担更多的投资份额，将站点建到对城市发展更有利的地方。上海高铁站选址时，曾有过三个备选方案。上海市倾向于改造老上海站或在城市外围新建虹桥枢纽，而铁道部则倾向于选择市区外的七宝镇。最终，上海建成了虹桥综合枢纽，总投资超过 150 亿人民币，规划用地面积约 26.26 平方公里。
▍2006 年，《上海市虹桥综合交通枢纽结构规划》通过市政府审批，规划范围 26.26 平方公里——相当于 36 个故宫。深圳的第一个高铁站是与铁道部共同投资建设的龙华高铁站（深圳北站），虽是行政区划的几何中心，但距中心市区颇有距离。由于往返广州、香港的客流目的地集中在中心商务区，深圳市决定全资加设福田高铁站，通过两端线路设于地下，解决了噪声干扰和拆迁难题。
▍福田高铁站是国内第一个位于城市中心商务区地下的高铁站香港的高铁站选址问题，因经费全靠特区政府自筹，更能体现城市自身的发展意愿。2009 年，香港政府选定市中心的西九龙为高铁总站，但因为造价高昂引发争议。公共专业联盟随即提出了「更平」的锦上路方案，选址改至偏远的新界，以降低建设成本。▍香港高铁站的两个选址方案：锦上路站是郊区型方案，西九龙站则可以直接服务市中心多方权衡后，西九龙方案最终胜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