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孙子兵法》有善战者无智名，无勇功的说法。赵充国早年征讨匈奴，后来负责对付西羌，对付西羌，赵充国善于揣摩敌人心里，并分化瓦解对方的联盟，再加上火线屯田，军事演习，慢慢消磨了对方的对抗意志，使其臣服于朝廷。赵充国不仅避免了汉军流血，也让羌族百姓免受兵戈之苦，达到了用最小代价获得最好局面的效果。再说杨炎。
杨炎是我国著名的财政学家和改革家。中唐时期，土地兼并严重，经济危机已经无法回避。杨炎临危受命，先是区分了皇宫内帑和国家府库的区别，分开两笔账，避免大量蠹虫在其中捣鬼。然后设立了最早的预算制度，即“量出为入”原则，改变了古代官府收多少花多少的局面。量出为入就是要求官府前一年做好各项工作的预算，第二年向全国各个税区平摊，杜绝了临时加派，肆意加税的混乱局面。
三国:文臣和武将哪个对历史进程起的作用更大？
三国时代是个英雄辈出的乱世，若论谁对历史进程起的作用更大，我觉得非刘备莫属。三国时代有三大战役可以说是影响了历史进程：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而后二场大战都与刘备直接有关。刘备是赤壁大战三极中的一极，战后是胜利一方奠定了孙刘联盟共拒曹操三足鼎立的局面。而夷陵之战刘备是失败者，他破坏了诸葛孔明为其定下的隆中对的计策，使孙刘联盟召到了瓦解，夷陵之败对蜀汉是致命的，为日后蜀汉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明朝为什么最终形成文臣地位远高于武将的局面？
因为明初的制度设计被解构，明军的权力中枢——五军都督府被文官集团架空，造成朱元璋时代首重军功的尚武精神沦丧。朱元璋作为义军首领起家，起初也是以军事幕府作为其统治中枢，大都督府的武勋集团，作为朱明政权的基本盘，在文武战线都占据支配优势地位。明帝国建立后，为巩固皇权，朱元璋将大都督府改为五军都督府，稍加分化其权力，但五军都督府的地位仍高于兵部。
各地军户管理、各省驻军训练管理、各地将领升迁的权力，都属于五军都督府。而传统由文官集团当家的六部之一兵部，此时仅拥有各地驻军的调动权。上述内容，典出《明史》—— “……外统之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而上十二卫为天子亲军者不与焉。征伐则命将充总兵官，调卫所军领之，既旋则将上所佩印，官军各回卫所。”随时代的发展，文官集团也试图争取更高的决策权。
既然武人有“五军都督府”这个新玩意，那文官集团也就搞出个内阁凌驾于六部之上，同时也试图与五军都督府发生权力争夺。直到土木堡惨败后，明朝损失了大量能够与文官内阁抗衡的武勋，例如资深武勋英国公张辅，等等。这批大明武勋的旗帜人物，在未能妥善安排好利益交换、权力交接时，猝然消失，必然留下大量权力真空。此时，文官集团势必露出獠牙。
看看五军都督府之后被惨遭“分尸”的步骤：1、明代宗时期，兵部武选司开始负责各地武将的升迁和调任。（《明史》：“凡军制内外相维，武官不得辄下符征发。自都督府，都指挥司，留守司，内外卫守御、屯田、群牧千户所，仪卫司，土司，诸番都司卫所，各统其官军及其部落，以听征调、守卫、 朝贡、保塞之令。”）2、明宪宗时期，军户和屯田管理权划归兵部。
3、明世宗时期，各地总督、巡抚即可挂“兵部尚书”或“兵部侍郎”衔，节制各地将领。（《明世宗实录》：“凡天下将士兵马大数，荫授、迁除与征讨进止机宜皆属之（大都督府或五军都督府）……而兵部阴移之，其权渐分矣。所谓五都督者，不过守空名与虚数而已。”）你看，如实录所述，所谓五都督都沦为守着朱元璋留给他们的“空名”与“虚数”度日的吉祥物，令不出都督府大门，更遑论那些名义上受他们节制的大大小小武勋呢？简而言之，大萌文官集团对朱明皇室基本盘——五军都督府的架空，可类比为：清朝汉官对八旗旗务的插手，以及对各地满城驻防八旗的权力接管。
《三国演义》中，文臣和武将哪一方起到的作用更大？
正所谓文武双全才好，两方谁也盖不过谁，要说谁的作用更大，那应该是君主的作用更大！看看当初的十八路诸侯，以及后来独霸一方的刘表、刘焉、士燮、韩遂、刘繇和后来终成帝业的刘备和孙权，很多人手下并不乏谋臣武将，比如刘表刘焉，但是并没有太大的成就，比如刘表手下曾经的武将就有：黄忠、甘宁、魏延、文聘，蔡瑁，比刘备后来的五虎将和曹魏的五子良将也差不到哪去，而手下的谋士，蒯良、蒯越兄弟就算不是顶级也算一流谋士，另外王璨也还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