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文官可以让大明皇帝出不了紫禁城，但大清的文官没有这个本事。然而，大清的地方官员却完全可以，而最后决定帝国存亡与否，就是地方上的封疆大吏。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大清基本就失去了对南方各省的控制权。首先是南方财政自主了，其次是军队也自主了。曾国藩、李鸿章这些人主政的地方，换个名称就是大清的河朔三镇。它们甩开大清朝廷搞自治，一点儿问题都没有。
但是，曾国藩和李鸿章为什么一直那么听话？曾国藩是到死都听话，你让我裁军，那我就解散湘军；你让我负侮辱之名，那我就办天津教案当汉奸。李鸿章也很忠诚，各种丧权辱国的条约，基本上都是他签的。不听话的，主要是东南互保这件事。听话的原因，就是大清正处于传统帝国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期。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大清朝廷的年财政收入，才4000万两白银；而1910年，大清朝廷的年财政收入，已经干到3亿多两白银了。
你李鸿章搞北洋舰队，不靠朝廷行吗？你沈葆桢搞南洋水师，不靠朝廷行吗？大家都得眼巴巴地盯着朝廷给拨银子。历代王朝覆灭之际，都是：朝廷穷得叮当响，而地方则是要钱有钱、要兵有兵。唯独大清是个例外，即便马上要死了，手里还一直有钱。原因是什么？传统王朝的财政收入靠土地，控制不住土地，自然就没钱了。大清虽然控制不住南方，但北方、草原、高原以及东北可都在自己手里，完全能控制住。
关键是大清也不靠什么江南财富了，而是靠海关税、厘金和盐业税。这些收入，地方肯定要染指，但最后肯定还是朝廷拿得最多。所以，传统王朝中，大明是穷死的，而大清不是，这家伙越到后期越有钱。但是，为什么地方还是把爱新觉罗家族给架空了。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爱新觉罗家族自己的骚操作，具体就是慈禧太后对列强宣战。咱就不考虑老佛爷有什么深谋远虑了，但这明显就是跌破智商下线的扯淡攻略。
慈禧太后向十一国宣战，然后东南各地就跟洋人签了《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搞起了东南互保。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铁路大臣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就是这伙人，一致认为宣战诏书是“矫诏、乱命”。在这之后，大清朝廷即便有钱也没用了。因为威信已经彻底扫地。
外交上不是越有钱就越多朋友，你得讲道义。外交如此，内政也如此。朝廷的确捏着钱袋子，但你也不能当二百五啊。你们爱新觉罗家族要跳崖自杀，那地方的督抚大员怎么可能跟你一起跳？庚子之变后，大清朝廷别说合法性的神圣外衣被脱光了，就连合法性的底裤也给折腾没了。这时候，朝廷就是在裸奔，而地方和洋人则是在一旁看笑话。
慈禧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时候哪有什么中华之物力，东南互保的那些省份，能跟你一起共度时艰吗？虽然没钱不行，但没钱也不至于要命，要命的是朝廷的脸面，也就是那个看似虚无缥缈的合法性。所以，大清就得把这个脸面给找回来。不找回来，大清朝廷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爱新觉罗家族更没脸走出紫禁城。这时候，日俄战争爆发了，而且鬼子是真厉害，第一次实现了黄种人干废白种人。
这是一个大事件。大清朝廷从中分析出来的原因就是：有宪法的日本打败了没宪法的沙俄。接下来，该怎么办？那就要变法啊，于是立即搞预备立宪。第二个原因就是皇族内阁搞得天怒人怨，成了压死大清这匹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预备立宪刚一宣布，大清朝廷和爱新觉罗家族立即穿上了合法性的神圣外衣。这个道义力量非常大。不仅大清的地方督抚和地方绅士积极响应，就连洋人也表现出了极大的欢迎。
大清终于转型了，以后大家终于不再鸡同鸭讲了，也终于可以好好做买卖了。甚至，连南方的革命党都急眼了。大清都搞预备立宪了，那还怎么闹革命？于是，革命党气急败坏，直接对出洋考察的五大臣搞暗杀。即便如此，预备立宪还是轰轰烈烈地搞起来了。到1908年的时候，大清朝廷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算是定下了大方向。各省也纷纷启动了省议员直选，成了资政局搞地方自治。
可以说，这时候连革命党都不闹腾了，大家就准备做大清的顺民了。因为你根本就没理由再闹了，再闹也没人搭理你。传统时代，得有多少民间精英被隔离在体制之外？而这时候，朝廷却给了机会，于是精英们肯定要玩命干，一定要为国家施展毕生所学。1910年的时候，大清成了国会，即资政院，有通过预决算、征税、发行公债、弹劾大臣等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