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到了北宋，空间和时间这两个界限被打破。以开封城著名的“御街”为例，这段路上首先是官衙多，像枢密院、门下省、太常寺等都在这里；其次是“死人办公”的地方——景灵宫，这是皇帝家庙；第三是“太学”，北宋政府的官办高校；第四类比较有意思，是妓院区，还几乎和“太学”比邻而居。最后是重点：在这些机构、场所之间穿插夹杂、共存共生的就是各种商业店铺——这已经具备了现代特色。
而且不仅经营地点自由，经营时间也同样自由，如果有客人，经营到半夜也无所谓，可以说，北宋人已经享受到了和我们一样的“夜生活”。除此之外，宋代的“草市”也非常发达，而且逐渐被常态化，这就是北方的“赶集”和南方的“赶墟”。对比于商鞅变法时的“宵禁”、唐代的“画地为牢”以及清代对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扼杀，北宋的经济繁荣绝非偶然。
（二）商业税成为北宋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作为传统农业大国，这一点在历史上也算是绝无仅有。宋朝的商业税分为两种。第一种叫“过税”，顾名思义，针对于跑贸易的（行商），标准是每关值百抽二；第二种叫“住税”，针对于固定商户（坐贾），标准是值百抽三。以上两种在商业税中是正税，之外还有杂税，如牛革税、蚕盐税、鞋钱等。
随着商业的繁荣，商业和政府开始相互成就——政府扶植商业，商业税则反哺政府，并成为政府重要财源之一。比如在真宗景德年间，北宋商业税只有450万贯，而到仁宗时期，商业税已经增加到了2200万贯。（三）政府垄断经营。北宋政府以商业立国，不仅鼓励民间经营，他们还搞官办“大托拉斯”，对很多关系国计民生的商品如盐、茶、酒、矾和进口商品，实行禁榷专卖与合买，即国家垄断。
赵匡胤时期就专门成立了一个部门，名叫发运司，负责淮、浙、江、湖等六路的漕运，来满足整个开封地区的经济和日常需要。既然是垄断经营，那么它带来的利润就不能用市场方法来计算了。从《食货志》等史料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宋仁宗庆历年间为例，北宋官办商业税、酒课、盐课等商业总收入达到4500万，约占到了整个岁入的三分之一。
（四）“檀渊之盟”带来的百年和平。和平才能稳定，稳定才能发展，一个战乱频仍的国家别说发展，连正常生产生活都是奢谈，像现在的利比亚。公元1004年十二月（宋真宗景德元年），宋、辽两国不胜不败地缠斗了二十多年后，在澶州（河南濮阳）订立和约，史称“檀渊之盟”：两国约为兄弟，以白沟河为边界，宋每年送给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