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宋代的“草市”也非常发达，而且逐渐被常态化，这就是北方的“赶集”和南方的“赶墟”。这一方面与儒家经世治国的最高理想有关，另一方面与“官本位”文化有关。对比于商鞅变法时的“宵禁”、唐代的“画地为牢”以及清代对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扼杀，北宋的经济繁荣绝非偶然。
商品经济为何在宋朝能得到快速地发展？
中国重农抑商传统由来已久，自先秦时期就“奖耕战”、“抑商贾”，甚至是到了清代，当西方列强已经进入机器大生产时代的时候，“我大清”却还反其道而行之，不仅全面实施“海禁”，还大肆破坏商品经济，继续让老百姓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自给自足。一、历史上为什么一直“重农抑商”一是“圣人”看不起。圣人认为，人生在世，亲情大义才是根本，而商人却舍本逐末，在买卖之中追逐毫厘之利，弄得遍身铜臭。
所以，儒家历来轻商，尤其当儒学成为官方之学后，商业更被选择性抛弃了。二是“唯有读书高”。这一方面与儒家经世治国的最高理想有关，另一方面与“官本位”文化有关。前者层次高一点，是为了施展抱负，后者层次低一点，则是为了满门富贵和光宗耀祖。三是统治阶级排斥商人。这一点好理解，因为商人脑子活络，而且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一般不好糊弄，统治阶级认为很难管理（其实是怕“愚民政策”对他们不管用）。
四是利用土地实现对农民的身体禁锢。对照第三条来理解这一条，如果说商业让商人四海为家的话，那么小农经济就可以把老百姓牢牢地栓在土地上，哪里也去不了，遇到事情不懂交流，更不会搞串联。这几点对中国人影响甚大，不仅“士农工商”排最末，官方从来不给这群人立传（无论是汉武帝的财政部长桑弘羊、明代巨富沈万三，还是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读书人看不上之外（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在著名的《报孙会宗书》中明确写到“逐什一之利”为“贾竖之事”），就连商人自己也瞧不起自己，像清代一直有商人有钱后捐官的现象（“补道台”）。
二、为什么唯独两宋商业发达（一）宽松的政治、经济环境。除了先秦，皇权专制时代，如果说北宋政治环境宽松程度数第二的话，那么没人敢说第一。从一开国，太祖赵匡胤就立下了一道类似“国策”的诏令：不杀士大夫。这一点赵家祖祖辈辈做得都不错，别说是犯颜抗上，就是大奸大恶也没几个人被砍头。同样，北宋的经济环境也极其宽松，虽然谈不上多么鼓励，但最起码没有秦汉或者明清那些严厉的规定和处罚。
这一点不是猜测或者妄言，从以下一个突出表现就可以看出，即：对以往商业活动限制的打破。”市“从汉代出现以来，到唐代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像长安城里有了“坊”和“市”的划分，即商业区和居民区。但是，这时候的商业活动是有限制的，像“坊”、“市”不仅完全隔离、井河不犯，而且经营时间也有明确规定，一到傍晚，商铺关门、居民回家睡觉，谁也不能违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