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府的机构设置、知府的变迁宋初于首都开封府，设尹，由亲王担任，其他官员任长官称“权知开封府事”，简称权知府事、知府。除此之外，陪都设西京洛阳府、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长官都称为知府，并兼留守。到了崇宁三年（1104年），以牧、尹、少尹取代了“权知开封府事”，以亲王为牧，普通官员任开封府尹。“分命朝臣出守列郡，号权知军州事，军谓兵，州谓民政焉。
”——《宋史.职官一》除了首都、陪都以外，宋初各州的长官皆为刺史，没有节度使的州和新征服的地区，都由朝廷以差遣的形式委派官员，委派下去的官员品阶都高于州府级别，所以官称“知州军事”，简称“知州”。知州军事都是差遣文臣，最初的主要目的是形成地方管理的模板，继而削减节度使的权利。在版图稳定以后，北宋的节度使就成了无实权、官位高的象征，只有亲王外戚及前任将相大臣中有特殊资望者可授予，但授予后并不赴任，称“遥领”。
（唐末的藩镇割据局面）授予节度使的官员，若是正官为中书令、侍中、中书门下平章事的；检校官加授节度使，出判某府州的，都被尊称为“使相”。所以说，一般是寄禄官在二品以上，或者带中书、枢密院、宣徽使职事的，才会知、判某州府，这要比转运使的官阶更高。但府、州长官在架空节度使的进程中，是以文官打压武官的模式，当州府文官的权利过大时，中央朝廷就有了分化州府长官的举动了。
这个举动主要表现在设立通判任州府的副长官。（水浒里的通判黄文柄）“伪命官见为知州者，令逐处通判或判官、录事参军，凡本州公事并同签议方行施行”——《宋史职官一》与知州一样，通判最初也是于新征服区设立，参与一州府的军政、民政，后被赋予否决权，即知州、知府关于军政、民政的公务需要通判复核通过，通判否决则无法施行。
在编制上，大州府派二员甚至三员通判；一般州府只派一员；小州若武官任知州则派一员，文官任知州则不派；边远地区有以通判兼任知州的任命。与此同时，每州府的军事重地设军，长官称知军，有矿区的设监，长官为知监，级别与州、府同，但地位较之低一些。（苏轼剧照）综上可以得出结论，转运使与知府都是差遣官，所掌握的权利在不同时期是不一样的，委派的官员官阶也是有变化的。
宋初的知府寄禄品阶高，总管一个州府的军政事务，且常身兼数职；转运使则主要负责地方财税收缴和官员监察，二者相比，知府在正官官阶和差遣官的权力上，都是要大于转运使的。到了熙宁七年（1074），宋朝完善路的划分，形成了23路的格局，并以此为基础，逐渐完善了每路的行政职能，也就将路提升到了行政区划的地位，元丰年间所编的《元丰九域志》就是以此编写出了北宋的“行政划分”。
此时的转运使就已经获得维持治安和清点刑狱，以及举贤荐能的职责，成为区域内的最高行政长官，这种权力是肯定要在知府之上的。而且这个时候的知府已经不再差遣高品阶大员，比如熙宁七年（1074）的苏轼，以太常博士、直史馆、权知密州军州事，太常博士为八品寄禄官、直史馆为荣誉衔，说明一般州府长官已经远远不如路的行政长官，而如大名府、洛阳府这种高规格府设的长官，依旧是差遣二品大员赴任，级别上不输转运使。
钱是什么时候被发明的？发展历史有哪些？
中国历史上的“钱”萌芽于夏朝，起源在殷商，发展与东周，统一在秦朝，钱在中国经历了四千多年的历史，并创下了七十多个世界之最。中国的钱币系统非常完整，花样繁多、脉络清晰、内涵丰富，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当时世界上最早出现的纸币是在宋朝，那时的“交子”已经广泛运用在民间，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因为用铜质货币带在身上很沉重，而纸币的运用让百姓更加的方便。
（宋朝交子）春秋战国时期，为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各诸侯国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古钱，而形状大多是模仿当时的生产和生活工具造型。如楚国的古钱，是从贝币发展成文字贝，这种钱币被称为鬼脸钱、蚁鼻钱。中原地区的古钱造型又有所不同，如沿海北部地区是根据渔猎工具-刀削，而演变出来刀币造型。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巩固其统治和发展经济，便同意了货币政策，他向全国推行外圆内方的半两钱。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货币改革，这种铜币解决了各国之间复杂难辨的货币问题，其制定了适应需要的重量和形式。这种钱是中国钱币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标志着外圆内方的形式从此固定下来，并一直延用到清末。而外圆内方的造型也符合中国自古以来天圆地方的哲理。汉代时期商业经济逐渐提高，钱币制度也开始了改革。公元前118年开始铸造五铢钱，并一直延用到隋朝。
宋朝时，钱币的原料为铜铁并用，宋朝商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此时的钱币流动更厉害，因此朝廷铸钱数量相当惊人，在宋朝十几位皇帝中就有四五十种年号钱。南宋淳熙七年铸行的淳熙通宝，钱币背上刻有“柒”字样为纪年，这就是所谓的纪年钱，而这种钱币几年制度一种流行到宋末，这个方法比欧洲的纪年钱早于三百多年。由于元朝和明朝早期推行的主要是纸币，所以铜钱铸造比较少，所以在元、明早期时间对铜钱的造型、制度等并没有什么开创性的改革。
到明中叶以后，白银成了通用货币，因购买力的增加，铜钱不在适用于大额商品，所以对于价格较高商品通常都是用白银购买，而铜钱只用于小额支付，但朝廷依然没有停止对铜币的发行。清朝年间，张之洞见到西方的铸币技术后，向英国购买了铸币机器，在广州建立了铸币厂，中国第一次开始用机器铸币。至此机制币正式进入我国货币领域，节省了大量的人物成本。
为什么发现的古墓都是一些王公大臣以及皇帝的墓，古时候县官那么多，怎么很少人发现？
其实县官的墓也屡有发现，这点如果你留意报道的话就可以得知，不过发现归发现，这些县官墓大部分被人为的自动忽略了，原因主要在于:首先古人讲究视死如生，即生前享受什么待遇，有多大荣耀，死后也要按照相同的规格来安葬。县官与王公大臣皇帝陵墓相比，犹如大江大河与小溪，身份地位悬殊太大，自然陪葬品也少的可怜，珍品更不必说基本没有。
那么问题来了，发掘坟墓，本质上来说是寻找珍品的，县官里面基本没有，那么发掘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就算被人找到也很难引起世人的关注。其次县官的身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的人年轻时为县官，随着年纪渐长，政绩突出，官职上升，到老了肯定会以自己当官最高的官职规格来下葬，比如清朝康熙年间的张令璜就是从县官做起，最后做到大理寺卿的高官位置，他的墓如果被发掘可以说是王公贵族，而不会说这是一位县官的墓。
其三还和一个人的名气有关，王公贵族和帝王他们的一举一动会影响历史的走向，而县官处于官场的末层，他们很少有值得流传世间的功绩，相比之下发掘县官的墓意义不大。其四规格不同，王公贵族墓地的规格远大于县官墓地的规格，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公贵族墓保存的几率远大于县官墓。最后让我想起网络上流传的关于西安修地铁的那个段子，大意是修3号5号6号线时挖出了唐朝公主，大臣的墓地，而修8号线时发现了清朝一个小官的墓，然后问怎么处置，答复是让工人随便挖挖，把有价值的文物取出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