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实际上就是要以法家为核心推行对内严刑峻法，对外武力扩张的霸道治国理念。此番言论一出，深得秦孝公之心。大喜过望的秦孝公决定起用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然而兴头上的秦孝公不知道的是商鞅在和自己告辞后曾私下对人表示：霸道治国固然能强秦，但后世之君若不能及时更张，秦国的寿命将是一个问题。实际上商鞅自己是准备了帝道、王道和霸道三套治国理念，而且他也深知这三种治国路线各自的优劣——帝道境界高远，但不适合战国大争之世；王道可行于天下承平之时，却对乱世强国见效甚慢；霸道刚猛有余，却是一门容易令人走火入魔的绝世武功，练成之日天下无敌却自残身体。
商鞅和秦孝公固然是君臣际遇千古难得，可他们要在秦国变法还得经历一番波折，毕竟他们要拿秦国老世族开刀。为了统一国人的思想秦孝公召开朝会命臣工商议此事，结果以甘龙、杜挚为代表的旧贵族对变法群起而攻之，于是就有了如下一番论战：甘龙反驳商鞅的变法理念说：“自古以来圣人教化人民不改变习俗，智者治理国家不变更法令。
顺着民俗来教化，不费力却易成功；沿袭旧法来治国，官吏习惯，百姓安心。”说完后甘龙转过身对秦孝公说：“现在倘若要变更法令，不遵循旧法，我恐怕天下人会背后非议君上，请君上仔细考虑。”商鞅一听这话当即反驳道：“您所说的不过是俗人的见解罢了。平庸的人被习惯所左右，学者们又拘泥于自己的见闻，不能突破常规。这两种人，不能跟他们讨论变法的事。
我想提醒甘龙先生，历代的礼法制度都是不断革新的，而非一成不变。夏、商、周三代的礼制是不同，但都能称王天下；五霸的法度也各不相同，但都能称霸诸侯。我想告诉大家一个事实，揭示真相：智者创建法令制度，而愚者只是受其制约；贤者更改礼制，平庸者受其束缚。”说到这里商鞅也转向孝公用坚定的语气说：“受制于旧法者不可与之谈变法；受制于旧礼者不可与之谈政事。
主上不要迟疑不决了。”这时杜挚跳出来说：“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要变更法度；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要变更工具。效法古制可以不出差错，遵循旧礼可以避免偏差。”于是商鞅反击道：”您口口声声说要效法古制，请问是效法哪一代的古法呢？又是遵循谁的礼制呢？伏羲、神农教化却不诛杀；黄帝、尧、舜诛杀而不过分；周文王、武王时代法度、礼制又异于前代。
”说到这里商鞅瞥了一眼，只见杜挚头冒冷汗无言以对。商鞅穷追猛打道：“三代不同法，便国不法古——商汤、周武王不受古法的拘束，却成就王者之业；夏桀、商纣不变更古制，最终却走向亡国。因此遵循蹈矩并非就是好，而突破常规并非就是坏，关键是要顺应时势而定。希望主上不要再疑惑不决了。”这番论战的最终结果是商鞅大获全胜，变法得以在秦国顺利推行。
商鞅深知自己的变法是要和秦国所有老世族为敌，他所可以依赖的除了秦孝公之外就只有秦国的百姓了，所以他必须取信于民。于是他在国都市场南门立下一根三丈长的木杆，招募百姓有能够搬到北门的就赏给十镒黄金。可之前官府的政令朝令夕改从没兑现过，被骗惯了的老百姓的对官府的文告持怀疑态度。商鞅就又宣布命令说：“有能够搬过去的就赏给五十镒黄金。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一个人搬起木杆到了北门，商鞅立即赏给他五十镒黄金以表明没有欺诈。商鞅以南门立木的方式取信于民，终于得以在秦国颁布新法令。公元前359年商鞅在秦国颁布《垦草令》，作为全面变法的序幕。其主要内容有：刺激农业生产、抑制商业发展、重塑社会价值观，提高农业的社会认知度、削弱贵族、官吏的特权，让国内贵族加入到农业生产中、实行统一的税租制度等改革方略。
《垦草令》在秦国成功实施后秦孝公于公元前356年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在秦国国内实行第一次变法，其主要内容如下：效法魏国李悝的《法经》改革秦国的户籍制度，实行什伍连坐法——将民户按什伍编制起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要他们相互监视,纠举“奸人”,隐藏不报者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者同赏,匿奸者与降敌者同罚,不告奸者腰斩。
也就是说在秦国任何人都有告发犯罪的义务，如果有人见到他人犯罪不加阻止不予告发不是道德问题，而是会被追责的。至于你告发之后受不受打击报复朝廷不管了，看你是怕罪犯还是怕朝廷。有人可能觉得：要是有人天生胆小，他就是怕罪犯而不敢告发，这不是成了正不胜邪了吗？别忘了那句”不告奸者腰斩“，当时的秦律实行严刑峻法——弃灰于道者斩，就是说在大街上乱扔垃圾都是死罪，更别说打家劫舍杀人放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