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我女同学的父母不同意她去，她就不去了。我咋办呢？我也不去了？我不喜欢自己做事半途而废，就决定自己一个人去。可我妈也不同意我去，担心泡子边打鱼的都是男人，我是个女孩子，万一那些人把我祸祸了呢？我就想到一个招儿，武侠小说里不都有女扮男装的故事桥段吗？我就一狠心，让我家后院住的我姐的同学张姐把的一头长发剪掉了，剪成了寸头，然后我穿着牛仔裤，穿着夹克衫，假扮成男孩子，就用自行车驮着方块酥和啤酒，去火车站了。
当时我老姨家在火车站前居住，我就把自行车放到我老姨家，我就背着装方块酥和啤酒的两个丝袋子，往火车站走。我老姨家到火车站能有500米吧，这500米是汗水散落的500米，我用绳子背着两个丝袋子，一前一后搭在肩膀上，肩膀被绳子勒得生疼，回家后一查看，肩膀都勒得红肿了。总算是上了火车，去了海坨子。来到打鱼人的河沿，我找到女同学的老姑父，还不错，老姑父帮我把啤酒和方块酥都卖给打鱼人了。
我很高兴，回到家，第二天继续上来方块酥和啤酒，第三天再起个大早，赶小火车奔赴海坨子，卖掉货物，晚上再乘坐小火车回到大安家里。小火车在海坨子是不停车的，当时海坨子有一批铁路工人在修路，所以每天早晚才停靠一分钟。绿色铁皮的小火车早上送铁路工人去修路，晚上把铁路工人拉回到大安。后来那里的修路工作结束了，小火车就不在海坨子停车了，我才结束了这份工作。
我记得我好像挣了二百块左右，那是我的一笔财富啊，妥妥地存在我的存折里。当时固定工作不好找，我就开始卖雪糕。我跟邻居借了一个装雪糕的保温箱，绑在自行车后座上，跟我邻居的一位大嫂就开启了卖雪糕的生涯。往老坎子去的路上，有一家农机雪糕厂，我和大嫂就去那里上雪糕。夏天太阳当空，我一出门就晒得确黑呀，可我不在乎，我就想自食其力，挣钱养活自己。
只是在居民区里高声吆喝“卖雪糕”三个字时，我是憋红了脸呢，终于是吭哧出一句“卖雪糕了——”喊完我就骑上自行车飞快地跑了，后面有个小孩追着我喊：“卖雪糕的，你等等我，我买一根雪糕——”我这才停下车子，卖掉一根雪糕。再后来，我上班了。可1995年，工厂黄了。随后，我什么活儿都干过。最要命的工作是去一家私人的化肥厂工作。
那家化肥厂的老板是我爸认识的一个熟人，人家看在我爸的面子上，才让我去工作的。我去了之后，看到化肥厂是个挺大的大院子，里面有二三十个青年男女在干活。我被小领导安排干的是啥活儿呢？我到现在也不知道那个工作叫啥名，就是站在鼓风机前张着丝袋子，鼓风机里呜呜呜地往出吹打碎的稻草末，可能还有其他材料，我也不清楚，我就知道这份工作太不是人干的了，太迷眼睛了，太呛人了。
鼻涕都是黑色的。当时我真想不干了，但一想老爸好容易给我找的工作，就坚持干吧。我妈说得好，人间世呢，钱难挣，屎难吃。那我就坚持做吧，咋也比吃屎容易多了！就是这么一份工作，我竟然干了二十多天。当年的私人化肥厂不是全年都上班，工厂只是在春天的时候制作化肥，其他时间停工。所以我干到四五月份的时候吧，工厂停工了，就给工人发了工资，我好像挣了90多块钱。
后来我还给一个大款家里的孙子，当了一个暑假的家庭教师，那孩子有点傻，不过，我倒是挺喜欢他的，因为他真实，也因为我也比较傻。后来我又去饭店当服务员，又推着板车卖过冷面，摆地摊卖过服装。最屈辱的一次经历是我去华隆商都卖饭包。当时我妈陪着我去的，我们推着我儿子的婴儿车去卖饭包，婴儿车里装的都是饭菜。一开始卖得挺好，可是不一会儿，一个副经理出来，一脚就把我的婴儿车给踹翻了，饭菜撒了一地。
我跟那个副经理吵起来，他不仅用污言秽语骂我，甚至还要动手打我。我当时就想啊，人呢，不能穷，一定要勤奋，一定要摆脱贫穷，一定要努力干下去！那时候我就是个文学青年，因为爱看书，我还开过一家书屋，这个书屋没挣钱，但也没赔钱。后来我又兑了个旅店，也没挣钱，就兑出去了。这样晃荡了一阵，我的年龄就超过了三十岁，奔四了。
我辞职了，啥也不干了，专职在家写了一部长篇，后来这部长篇发表在白城市的刊物上，我也因为这本长篇，被白城报社的子报聘用，做了一名记者。三年后，子报的老总不承包这张子报了，我们这些老记者，不被日报所重视，我就辞职开始专职写作。那是2007年，纸媒特别繁荣的年代，大江南北的杂志啊，铺天盖地，白城这个巴掌大的小城竟然有十多家杂志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