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方军在李怀光的带领下缓缓而去，走到长安附近便再无进展。不但如此，李怀光还开始收集驻地附近其他唐军的兵权，李晟察觉到李怀光与朱泚之间有联络，赶紧带领神策军与朔方军分营而立。公元784年（兴元元年）正月，德宗在大臣的建议下颁布《罪己诏》，即著名的陆贽《奉天改元大赦制》。诏书中言：“（朕）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
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察征戍之劳苦……。其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及所管将士官吏等，一切并与洗涤，各复爵位，待之如初，仍即遣使，分道宣谕。……朱滔虽与贼朱泚连坐，路远未必同谋，朕方推以至诚，务欲宏贷，如能效顺，亦与维新……朱泚大为不道，弃义蔑恩，反易天常，盗窃暴犯陵寝，所不忍言。获罪祖宗，朕不敢赦。
其庆被朱胁从将士官吏百姓及诸色人等，有遭其扇诱，有迫以凶威，苟能自新，理可矜宥。但官军未到京城以前，能去逆效顺，及散归本军本道者，并从赦例原免，一切不问”。从陆贽执笔的罪己诏中可以看出，德宗言辞十分恳切，可谓用心良苦，对于远在河北的造反藩镇尽免其罪，仍令其镇守原地，一切待遇如旧，而对于盘踞在长安的朱泚，则区别对待不赦其罪，并声明朱泚身边的官吏一旦反正，一切不问。
这篇罪己诏中除了表示自己愚钝，没有治理好国家和表示要对臣民削减赋税之外，还暗合远交近攻之计。想当初，未遭泾原军变的德宗可是锐意削藩，甚至不惜为此兵戎相见，现如今罪己诏一出，河北藩镇因循旧制，起兵作乱之罪尽免。从削藩兴兵，到出召罪己，不过短短三年，心境之别可谓判若云泥。三、联蕃平叛公元784年（兴元元年）二月，面对朔方军迟迟按兵不动，德宗心中焦急万分。
他派秘书监崔汉衡出使吐蕃商议此事，吐蕃大相尚结赞同意出兵协助唐朝平乱。等到即将出兵之时，却提出“蕃法发兵，以主兵大臣为信；今制书无怀光署名，故不敢进”。德宗命陆贽召谕李怀光具名，李怀光此时与朱泚联络密切，颇有自立的想法。便以“若克京城，吐蕃必纵兵焚掠，谁能遏之！此一害也。前有敕旨，募士卒克城者人赏百缗，彼发兵五万，若援敕求赏，五百万缗何从可得！此二害也。
虏骑虽来，必不先进，勒兵自固，观我兵势，胜则从而分功，败则从而图变，谲诈多端，不可亲信，此三害也”为由，拒不在敕书上署名。尚结赞不见李怀光的签字也不发兵，第一次求蕃平乱就此不了了之。从二月起，李晟就屡次上书德宗，声言李怀光已有反意，“应先采取措施应变，请调偏将为洋、利、剑三州刺史，各自领兵守卫，保证关中与四川的交通畅通”。
但德宗还是觉得要依靠朔方军马，便加封李怀光为太尉，赐其“铁卷”，遇事可免其罪。结果，李怀光反而大怒，当着使者的面，掷铁券于地，说：“皇帝怀疑我吗！人臣反才赐铁券，我不反而赐铁券，是逼我反！”。李怀光不给德宗面子怒掷铁券，不过是发泄怒气罢了，如果他知道中国历史上，被皇帝赐过免罪铁券重臣，几乎无一例外的死于非命的话，估计就更怒了。
李怀光已经和唐朝撕破了脸，二月二十五日夜，他命部下袭击李建徽和杨惠元的军营，杨惠元被杀，李建徽单骑逃脱，二人的部众都被李怀光吞并，得手后，李怀光叫嚣道：“吾今与朱泚连和，车驾当远避！”（《资政通鉴》）二十六日，德宗畏惧，出走梁州（今四川汉中）。德宗出走后，李怀光所率领的朔方军却开始军心动摇。朔方军是郭子仪带过的老队伍，很多将士都在安史之乱后，多次为拯救唐朝立过功勋，很多人不愿意跟随李怀光作乱，于是朔方军卒渐渐逃散，李怀光军势渐弱。
李怀光见状，大掠掳掠泾阳、三原、富平三地，所过之处鸡犬不留，经同州开往河中（今山西永济）。李怀光反叛后，关中只剩李晟率领的神策军最有战斗力。但李晟独木难支，一心想要尽早收复长安的德宗，再次打起求蕃平叛的念头。四月，崔汉衡又劝说尚结赞。尚结赞看到看到唐朝的窘境，不动声色的等着唐朝自己调高价码，果然唐朝最后痛下血本，口头答应事成之后，把伊西、北庭等地送给吐蕃作为酬劳，又答应每年赠送一万匹彩绢吐蕃。
这样尚结赞才遣大将论莽罗依率兵二万助浑瑊，唐蕃两军联手，在武亭川大败叛兵，斩首万余及。取胜的吐蕃兵纵掠一番后，并未进一步出击叛军，因朱泚给吐蕃送去了金帛以为贿赂，吐蕃军队得到大量好处，再加春天军中瘟疫流行，尚结赞引兵而去。武亭川位置784年（兴元元年）五月二十日，李晟整顿军马，汇同浑瑊、韩游瑰、骆元光等将联兵围攻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