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夷人不过是距中国辽远的藩属，其不同于朝鲜、缅甸、暹罗者，仅入贡的时期不一定而已，然其距离辽远，亦情有可原。当时中国人对欧洲人的印象，更是恶劣万分。当时的人描写番人“白肌、猫眼、高鼻”，“须眉皆赤”，“足长尺二寸”，这些已足令人惊奇，何况加上浑身“气味奇臭”！至于“夷人”风俗习尚，他们认为英国国王可传位于其女，女有子，俟女死后立之，实已数易其姓，而国人犹以其为王之后，足见夷俗之陋。
法国国王是“男形而女性者”，法国人且食小儿。俄国女主幸男子，期年或数月即杀之，是固“蛮夷之国，犬羊之性，初未知礼义廉耻，又安知君道上下”！“犬羊之性”的“番人性嗜乳酪，胶结肠腹，唯大黄茶叶，荡涤称神”。如果数月不食，“有瞽目肠塞之患”。所以每遇有贵客的大宴会，“皆以大黄待客”，贫苦的人“亦必有一半两大黄囊胸前，舌舐而鼻嗅之”。
“大黄”茶叶只有中国出产，所以卑陋不文的夷人必须依赖中国。这些记载，不仅在民间流传着，皇帝、大臣亦深信无疑，即使在鸦片战争结束后，被人目为最通达“夷情”的魏源与夏燮也不反对这类荒诞不经的报道。中西文化交流的中断与鸦片战争17、18世纪时，欧洲的科学也正方兴未艾，如果从那时起便不断地与西方科学文明相接触，中国近代的科学虽不一定与欧洲并驾齐驱，但也不至如后来的事事不如人家。
如果从那时起中西便有正常的接触，也许近百年来中外交涉上的许多误会也不至于发生。不幸的是这个自然而合理的文化津梁，被传教士的内讧、教皇的浅识与中国情势的改变而被中断。中西文化交流中断后的发展，是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遭受无穷灾难的根源。中西文化交流中断后，中国同西方在文化上互相接触了解的机会虽然丧失，但中外的关系并未断绝。
因为欧洲自17世纪起，海外开拓的事业与帝国主义的思想正如日中天，哪能放过中国这一片大好河山与市场，所以此后中外的贸易关系仍然维持，而且日盛一日。两种历史文化传统迥然有别的国家，既不能有历史文化上的正常接触，而两方又必须有商务往来时，问题便发生了。在鸦片战争以前，中西不仅是两个文化迥异的世界，而且是两个互相不了解、在观念上彼此对立的世界。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互相隔绝，毫无接触，自然平静无事；如果不能避免要发生关系，这种关系一定是畸形的。如果双方的情况不改变，畸形的关系也未始不可继续维持下去，畸形也就等于正常。然而欧洲在变，18、19世纪的欧洲，特别是英国正在发生剧变，情势已不容许它再与中国继续保持往常的关系，它需要改变。这便是19世纪中叶以后，导致中国悲剧上演的鸦片战争前夕之中英两国的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