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有可能发源于一种文字游戏，即将现成的诗句重新排列，形成一首意境、寓意都不同的诗歌。比如下面文天祥的这首《思故乡》：天地西江远，无家问死生。凉风起天末，万里故乡情。第一句出自杜甫《夏日杨长宁宅送崔侍御常正字入京》；第二句出自杜甫《月夜忆舍弟》；第三句出自杜甫《天末怀李白》；第四句出自杜甫《季秋苏五弟缨江楼夜宴崔十三评事、韦少府侄三首》。
这种“集句”的没有一句是作者所写，但结合在一起就能形成新的诗歌，这种类型只能说是作者的巧思，而不能算作抄袭。现代社会里所谓的“抄袭”其实是“反客为主”。即这一行为在最初的动机上就不纯，是想要将他人的作品据为己有，混淆该内容的原作者。所以在运用的过程中直接照搬、或者篡写，力图消灭原作的痕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抄袭”、“洗稿”。
比如说，有人将其他人的著作署上自己的名字，混淆原作者到底是谁，这叫做“抄袭”；而将这部作品改名，甚至改动其中的表达，但行文方式、逻辑结构、观点结论等等都和原作相同或相似，这叫做“洗稿”。所以，古人和今人在“运用”他人作品的时候，抱有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导致二者的行为在根本上是不同的，前者出于善意，后者抱有恶念。
古代文坛环境和规矩与现代迥异，不能混为一谈古代的传播方式没有现在发达，所以很多出名的作品传播是非常困难的，这也就导致了文坛上的两种现象：第一，作者对于自己作品的传播非常关注他们不禁止别人去私下里传播自己的作品，即使是没有署名的或者偶尔“张冠李戴”的署名，只要能把作品传播出去，那么其声名自然就会随之传播。
所以一旦有人借用了他作品中的名句，尤其是一些声名比较卓著的作者，那么这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自己的作品被大家欣赏，就说明自己的才华已经进入到了大家的眼中，这对于一个声名尚未显扬的作者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好事。李白为什么成名这么快？就是贺知章对其“谪仙人”的评价。一位文坛执牛耳者对一位年轻作者如此高的评价，李白的声名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
即使是那些并不怎么出名的作者，化用或者引用了自己的诗句，那也是多了一条传播的渠道，如果这一部分再弄出点名气来，原作者的人气自然就水涨船高。不像今天，只要有条件谁都可以出本书，古代是很困难的。现代那些说什么“抄”了你的作品说明你的作品写得好，这是一种“阿Q精神”；如果有人说是为了让好作品让更多的人阅读，那就是冠冕堂皇地歪曲粉饰。
第二，凡是能阅读到的著名语句基本都是被人熟知的古代因为传播速度太慢，所以一旦读到了一些让人惊艳的内容，那基本上已经是有相当影响力的作品了。如果这时候再进行抄袭，那是板上钉钉会被人发现的。古代的文人注重名声，甚至高于生命，一旦落下了抄袭的口实，那就是千夫所指，连死后都抹不掉的污点。比如唐朝著名的诗人宋之问就有过这样的一个“恶事传千里”的经历。
他的外甥刘希夷写了一首《代悲白头翁》，其中名句就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宋之问看了之后非常喜欢，就想据为己有，先是和刘希夷商量，能不能对外宣称这首诗是他宋之问写的。刘希夷考虑了一个晚上，还是没舍得。宋之问见商量不行，就借着宴饮的时候将其灌醉，然后暗中杀害，将这首《代悲白头吟》改名为《有所思》发表，但还是被人发现了端倪。
宋之问的人品污点也就由此留下了。现代的传播途径比古代来说要超出了太多，速度也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一旦出现抄袭的现象，原作者是一定会被混淆的。那些打着“为好作品”而抄的旗号，却为自己谋利的人，其实都是人品比较卑劣的不劳而获者。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情况不能算作抄袭，一般是出现在学术领域里。我们知道，现在写一篇论文，其中的那些内容是引用部分，一定要标注出来，著明原作者、原文献以及原文献的收录期刊或者出版书籍，细致到页码。
这样的标注方式其实应用时间并不久，至少在民国的时候还没有施行。在当时的一些学术著作中，会将一些名家的著作原文直接拿来使用，不说明，不标注，就放在正文当中，并且非但没有人去追究这样的做法，反而原作者会以此为荣。这是当时的学术环境所影响的，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规矩，现在注重版权意识，其实也是为了防止一些搬运、抄袭的人借此谋利，损害原作者的利益。
但当时并没有这样的利益出现，将一些著名学者的论断直接当做依据、定论来使用，是表示对于原作者观念的认可，其中并没有功利心。所以说，判断抄袭、洗稿等等行为，时代背景很重要，它决定着不同的方式和目的。当今时代里，凡是照搬、无授权转载、洗稿等等行为，都属于抄袭范畴；尤其有些媒体将作品转走，只是在作者一栏上著明是哪一位作者，如果没有和作者打过招呼，也和抄袭无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