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是文化认同与族群认同、血缘认同等是重叠的。“文化”的这种特性实际上使它嵌入了人的存在内核，对这种文化的否定，在心理上实际上已等同于对个体和共同体的存在价值的否定。不仅如此，文化就是生活的内容。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文化植入人的自我结构的过程也是一个个体不断地发现自身，并确认其与世界的联系，建构自己的生活意义的过程。
无论是语言的习得、社会习俗的习得，还是价值规范的习得，都被内化成了“他的”东西。弗洛姆发现，这一点可能是人类的攻击性远比动物多得多的一个根源。对人来说，“有一些可能对他很珍贵的东西：自由的理想、荣誉的理想、他的父亲、他的母亲，在某些文化中他的祖先、国家、旗帜、政府、宗教、上帝。所有这些价值、组织和理想对他来说都可能与自己肉体的生存一样重要。
假如它们受到威胁，他就会有敌对的反应。”中国历史上异族入侵之后，总是主动地接受中国传统文化，使其得以一脉相承地延续下来。然而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中国传统文化却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西方文化渐渐渗入，许多知识分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新兴文化之间感到了莫大的迷茫。他们破天荒地忘却了本民族的文化优越感，隐去了本民族的民族自豪感。
但即使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保留了它强大的生命力以及可继承性。在半封建的中国，一些必要的传统伦理道德在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方面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现今中国在世界文化上的版图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影响力越来越深入广泛。孔子学院遍布世界，数不清的外国人学习中国文化，开展各类文化交流活动。从这样的解读方式来看，中国文化蓬勃发展。
可另一面，国内民众中的文化氛围却不景气。喜欢读书的人不多，中国书法丧失气息升腾的民间基础，许多民间传统技艺也濒危到了需要抢救的地步。回溯历史，国人传统性格多带内向、严肃、拘谨的特征，传袭至今。而西风东进的百年以来，国外一些思想文化影响和改变着国民的性格。城市里，崇尚自由、轻松和时尚的年轻人成了很大的群体。
韩国的餐饮店、服饰店开到了许多城市的大街小巷。德国的汽车、法国的化妆品让很多人无法拒绝。目睹了“中国式圣诞夜”的疯狂，国内一些学者及专家开始为春节这一传统文化日益走向边缘化感到担忧，呼吁要自觉地维护民族文化尊严，保卫民族传统文化。情形就是如此。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宝库还没有重视到采取最好的保护方式和保持最理想态度的程度。
而国外对中国文化已经在做深入的研究。敦煌在甘肃，而敦煌学却不在中国。美国人在研究中国的《山海经》，韩国人比中国人更像中国人地学习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前所未有地“不属于”我们自己。文化认同就是维护国家统一最深厚的战略资源，因为作为政治、经济、军事等无法替代的“软实力”，文化认同比军事意义上的国防，更为牢固和稳定。
文化认同其核心是对一个民族基本价值的认同，是凝聚这个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是这个民族共同体生命延续的精神基础。因而，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而且是最深层的基础。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作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的文化认同、价值认同不仅没有失去意义，而且成为综合国力竞争中最重要的“软实力”。
正是基于文化认同的重要性，所以近年来有专家学者，对中华文化认同感危机的到来忧心冲冲。而这危机到来的罪魁祸首，被认定是国际化背景下西方文化的入侵。比如，新华网上曾经有一篇文章这样写道：“在神州大地上，西洋文化正在以绵绵不绝的态势，浸染着中国人的心灵和意识，改变着中国人的社会习俗和文化结构。这种惟西洋文化马首是瞻的现象，被人噱称为是中国人的‘香蕉化’——除了皮肤是黄色的之外，内心和本质上都已经是‘白色’的了。
”然后作者以洋节日在中国的成功为例，说“洋节中过”虽然未尝不可，但背后却是文化认同感和民族归属感的问题：“如果中国人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归属感失去，没有了自己的价值观念，没有了自己的文化自性和民族个性，那么中华民族就会沦落成一个单纯的生理意义上的族群。”文化认同感的问题说小也小，说大也大，而且可以大得惊人。
甚至我们可以说，关于中国人的文化认同感，这简直就是一个“世纪性命题”。文化自信，文化认同，才是深层次的国家认同。但是当代对文化认同问题的认识存在着三大思维误区：一是主张以复兴传统文化来重建文化认同，二是将文化认同与现代性相对立，三是将文化认同与全球化相对立。文化与人们特定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当代人绝不可能以古人的生活方式去生活，复兴传统文化缺乏现实基础，更不可能以此重建文化认同；理性地权衡历史与现实，只能立足于新文化传统，创造出既有民族“自性”，又有全人类“共性”的新文化，才能建构起真正的文化认同；在重建文化认同的过程中，应该理性地、批判地对待现代性与全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