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梁王坠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显然就是毛主席对贾谊人生经历的评价，虽然他一心扶持的皇子梁王坠马而亡，但这件事纯属意外，罪不在贾谊，为什么要如此看不开，以至于忧郁而亡呢。在毛主席看来，大丈夫必然能屈能伸，即便是遭遇坎坷曲折，也要调整状态，怀抱乐观积极的心态，继续前行。贾谊在长沙熬过了被贬谪的艰难岁月，好不容易重返庙堂，还未重新开创功绩，便因自责恨恨而终，实在是让人惋惜。
毛主席天性豁达开朗，他不愿天下英才重蹈贾谊的覆辙，才会写下这样的诗句，来规劝世人对人生要怀抱乐观的心态。对于一个当过革命军，组织过起义，参加过长征，上过战场的伟人而言，贾谊所遭遇的人生困境实在是不算什么，但是，毛主席欣赏贾谊的才华，不愿苛求这位古人，所以只是遗憾的慨叹"何用哀伤付一生"。贾谊之死作为历史上的一桩公案，饱受后世之人的争议，毛主席的评价已然算温和，态度最为激烈的竟然是一向豁达乐天的苏轼。
苏轼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贾谊论》，在这篇文章中，西汉大才子贾谊被苏轼"喷"的狗血淋头，简直是一无是处。苏轼认为，贾谊之死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悲剧的根源不在于汉文帝听信谗言，而在于贾谊自身。苏轼指出贾谊身上体现出三个问题：第一，不能"自用其才"，不知道怎样去创造最好的外部环境，来施展自己的才华。他向汉文帝提出的改革政策是很好，但是贾谊光顾着筹划政策，没有拉拢朝中大臣，不能争取同侪的支持，推行改革时受到阻力自然难免。
"不善处穷"，不知道如何面对困境，在被贬离京时，贾谊整日郁结烦闷，心绪不宁，把投江而死的屈原视作灵魂知己，完全没有振奋的精神，一点点打击就要情绪奔溃，怎么堪当大任。"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这句话说的就有点重了，苏轼觉得贾谊虽然有宏伟的志向，气量却很狭小，容易钻牛角尖，才华横溢但是见识短浅，缺乏高瞻远瞩。
话虽然难听，但是，苏轼对于贾谊的评价也有几分道理。在苏轼之前，所有人几乎都把贾谊之死看作是怀才不遇、壮志未酬的悲剧，是"时也命也运也"的天意，是理想主义与现实碰撞的牺牲品。而只有苏轼，大胆的指出了贾谊悲剧的根源在于他的人格缺陷，从而告诫后世之人不要重蹈覆辙，要克制自己的感情，不能一味沉溺于悲痛中。苏轼虽然是在评价古人，但是，他的一生也确实是如此践行的。
写《贾谊论》时，苏轼不过是个21岁的毛头小伙，有点夸夸其谈、大言不惭的嫌疑。然而，在此之后，他宦海浮沉40余年，经历过乌台诗案、新旧党争，卷入王安石变法的争议中，经历数次被贬，诬陷、排挤、诽谤、入狱，仕途坎坷程度绝不亚于贾谊，但是，乐观的苏轼依旧能写出"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诗句，从不将往事挂怀于心，被贬在哪里就游在哪里，这样的心态才造就了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苏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