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洛阳的朝廷便容易得多，因为它直通隋朝修建的复杂的河渠网系。
武则天迁都洛阳改唐为周，为什么最后还埋在长安？
洛阳本是隋朝东京，619年隋皇泰主禅位于王世充，洛阳成为王郑政权的都城，621年，唐灭郑后不久，废除东都。洛阳成为李世民的秦王府所在地。唐太宗时，改名洛阳宫，太宗政府曾三次搬迁到洛阳办公，历时两年有余。657年唐高宗把洛阳定为永久性的东都。朝廷事实上已于太宗时期分三次迁到洛阳。但在657 年，它被正式定为第二个首都，而不是朝廷的行宫。
每个部和每个衙门都在洛阳设分支机构，662 年甚至还在那里办起东都国子监。从此，整个朝廷经常迁往新都去处理公务，长期成为定制。虽然在空荡荡的京师始终保留着一个小小的留守政府，但实际上不但整个皇室及其随从，而且中央政府的全部行政机构在这几次迁移中也转移一空。几次迁都不但造成了很大的混乱，而且耗资巨大。众多的扈从人员给所经之地带来了贫困，他们经过的地区通常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免缴赋税，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所造成的破坏。
高宗时期，朝廷迁往洛阳不少于七次；高宗统治在建立新都后的26 年中，主要在洛阳居住。682 年，朝廷最后一次迁往洛阳，683 年后期高宗死后，武后永久性地把朝廷迁往洛阳，一直到701 年。朝廷在东、西两个京都之间来回迁移，使帝国财政极度紧张。洛阳需要建造许多新的宫室和官署，以提供一个京都的必要设施。耗资巨大的工程在高宗时期不断进行。
因此，进行这一新的和花费极大的工程，一定是事出有因。对迁都有各种各样的解释。首先是政治上的解释。长安是西北地区的自然中心——当西北贵族集团已处于统治地位时，它是文职官僚机构的自然政治中心。指定在公元前1000 年前已成为帝国政治势力所在的东部平原附近的另一个中心为新都，这本身是一个象征性的表示，即西北政治势力的全盛期已经过去了。
迁都又是一个旨在取悦于许多东北出身的官员的行动，他们在高宗时期当上了高官，并且算得上是武后最热心的支持者。第二种解释纯粹是经济方面的。长安位于比较贫穷和生产不发达的地 区，易遭受长期的严重干旱。从外地供应长安谷物既困难，费用又极大。供应洛阳的朝廷便容易得多，因为它直通隋朝修建的复杂的河渠网系。这两种解释都有一定道理，但又都没提供完整的答案。
在朝廷迁往洛阳时期，长安地区有时是繁荣的，而新的东都有时却遭受饥荒灾害。很可能有第三种因素常常决定了迁都，这一因素就是被传统历史学家所强调的武后的情感和精神状态。据说在骇人听闻地除掉王皇后和萧淑妃以后，迷信的武后常看到她们的鬼魂作祟，因此她感到继续住在长安是不能忍受的。701年10月，武后政府迁长安，可能是要减轻在洛阳积聚的反对她所宠幸的人的压力。
703年朝廷又迁回洛阳。706年11月，唐中宗政府再次把政府迁往长安。709年，关中大旱，唐中宗本欲迁都洛阳，但遭到了韦后的反对，因韦后的政治根据地在关中。同时，中宗时期的特征是饥荒连年不断。705 年的一次大洪水使河北的17 个州受灾，同时淹没了渭水流域。706 年发生了一次严重的旱灾，它从冬季持续至707 年夏初，结果造成了关中、河北和河南的饥荒。
708 -709年又发生严重的饥荒，当时粮食必须通过陆路用大车从大平原和从江淮地区运往长安。早在中宗初期，李峤和宋之问已力促他永远迁都洛阳，现在大臣们又重提此议，但韦后利用他对皇帝的影响，加以阻挠。崔湜企图另辟一条跨山区经商州的通往南方的路线，这个尝试是一次灾难性的和劳民伤财的失败。中宗之死没有解决这一问题。
睿宗和玄宗的新政权仍很不稳固，所以不可能离开长安，而自然灾害循环反复，不断发生。711 年，河东汾水流域发生一次大地震，很多人丧生。712 年春长期干旱，另一次在夏初。712 至713年渭水流域和长安京畿区发生严重饥荒。714 年又有一次严重干旱。713 年玄宗决定迁都洛阳，但他与太平公主之间的政治危机使此行不可能实现。
717 年初，势在必行的事情终于发生，玄宗被迫将朝廷迁往洛阳。与往常一样，此行路途艰难，代价高昂，时间又长；玄宗一行用了24 天才抵达洛阳，朝廷留在那里直到718 年冬。在以后的20 年中玄宗共在洛阳度过10年，朝廷的迁移不下10 次，搬动花了很大的代价，并把政务严重打乱。当朝廷在736 年11月迁回长安时，因出现了富足的新形势，它就长期留在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