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火井煮盐业的发展，钻井技术也不断提高。清乾隆三十年（1765），在自流井气田钻成老双胜井，井深530米，日产气160立方米。就连远在北京的乾隆皇帝也知道四川“火井”的存在，专门写过一首《火井诗》。当然，爱新觉罗·弘历是中国历史上的写诗冠军，一首诗根本不稀奇。但重要的是皇帝本人也认证了天然气的用途（“亦可用煮盐”）。
地火。来源/纪录片《中国影像方志》片段从世界范围来看，天然气经常是石油的“伴生物”。近代石油工业兴起后，人们反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看不上天然气。原因很简单，比起液态的石油，气态的天然气既难以收集，又有着火甚至爆炸的危险，看起来完全是一种弊大于利的“废气”。结果，在开采石油的过程中，被一同采出的天然气经常被白白在油田里烧掉。
根据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在1935年提交给国会的报告，1919年至1930年间，美国浪费的天然气，比被人消耗的天然气还要多出20%，浪费的天然气有4375亿立方英尺，而美国的天然气消费量不过3520亿立方英尺。还在天然气被“嫌弃”的时候，煤气捷足先登走上了历史舞台。为什么是煤气？把煤在隔绝空气的条件下加热（例如在炼焦炉中），随着温度升高，煤中的有机物逐渐发生分解，其中挥发性产物呈气态逸出，残留下固体物质——焦炭，这种加工方法被称为煤的干馏（简称炼焦）。
经过炼焦可以得到气态产物就是煤气，也叫焦炉气。1812年，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在伦敦建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炼焦煤气厂，生产出的煤气最初主要用于照明，因此在很长时期内被称为“照明燃气（light gas）”。来源/网络1865年，一群外商集资在上海建立了“大英自来火房”（后改名“上海英商煤气公司”），并在今天的苏州河南岸、西藏中路以西的位置建成了上海最早的煤气厂，这是上海也是中国的第一家公用事业，而上海也成为亚洲第一个使用煤气的都市。
1865年的11月1日， 煤气厂开始供气，上海人从未见过的煤气路灯取代了原先的煤油灯，在马路上大放光明。一时间，不知底细的上海市民搞不清火源何在，干脆把它叫“自来火”。这种煤气灯在上海滩上闪烁了半个多世纪，最终被更加安全的钨丝灯泡取而代之。1935年，公租界内的所有煤气灯都被拆除，上海市煤气灯照明的时代画上句号。
大英自来火房外景。来源/网络这时的人们已经发现了煤气在照明之外的另一个用处——烹饪和采暖。在当时的中国城市生活里，煤炭还是主要能源。两三块蜂窝煤、几根引火木柴、一把生火用的蒲扇……一天的生活往往就这样从拎着煤球（或煤饼）炉生火的烟雾缭绕中开始了。今天的年轻人很难想象，当时一堆堆蜂窝煤挤放在狭窄的街巷里，每到做饭高峰期，煤烟味就会四处弥漫。
煤炭含有硫、氮等杂质，在燃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烟尘，着实令人苦不堪言。此外，煤炭燃烧产生的灰渣等剩余物更是当时城市垃圾的一大来源。堆放在北京四合院门口的蜂窝煤。摄影/印像TC，来源/图虫创意相比之下，燃烧后不会产生渣滓的煤气就显得方便许多，而且燃烧效率也高。据说，拿一铜壶水放在煤气灶上烧开只需七分钟；在煤球炉子上把它烧开，则要二十八分钟。
因此，20世纪初，上海开始引进烧煤气的西方灶具，但这在当时是有钱人家才能用的奢侈品。要铺上管道、装上一个煤气灶，需要两根金条，一立方米的煤气价格则相当于5斤大米。当时上海的里弄分成“旧式里弄”和“新式里弄”，两者之间的评判标准是有没有煤气。结果，直至1949年，上海煤气灶的普及率才1.9%。而全国也只有九个城市供煤气，包括上海、大连、抚顺、鞍山、沈阳、丹东、长春、锦州、哈尔滨。
就连首都北京，也是到1959年才结合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建筑”的建设，开始了以石景山钢铁公司焦化厂和北京焦化厂为气源的城市燃气供应。1959年11月，北京炼焦化学厂第一座焦炉正式投产，年产焦炭45万吨，向城市日供气20万立方米。该厂经过改造扩建，逐步形成了年生产焦炭180万吨，每天外供焦炉煤气80万立方米的规模。
1987—1989年，该厂又先后增建了两座炼焦炉、20台煤气发生炉，使年供气量达到130万立方米，最高年供气量达到144万立方米，占全市煤气气源总量的67%，成为北京市人工煤气的主要气源厂。上海厨房间老照片，图中有煤气灶。摄影/陆杰，来源/《新民晚报》不过，中国的大城市家庭真正普及煤气，已经是20世纪90年代后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