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在监狱里因殴打狱友，犯故意伤害罪，是执行无期徒刑，当年6月，他就转到了凌源第三监狱。相反，如果是在监狱，在押服刑的犯人，如果偷了警察，预警的钥匙，衣服和证件，走出监狱，并非不可能。限于当时资金、技术条件，只能把罪犯劳动改造的主要项目基本规划在农田，水利，矿山，公路，铁路，手工和副业等能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特别是很多偏僻荒湖沼泽地带，老百姓少，可以围湖造田，更方便对犯人的集中控管，于是国家就根据各省实际情况，把大的整块的这类地方专门划拨用于建设劳改队，有的地方土地面积太大，押犯人数比较多，为方便业务管理和就近集中直接调度，就成立了劳改分局或农场管理局，这个机构大多行政上和省劳改局平级（现在几乎都称为监狱管理分局，级别差不多都是副厅级），但业务上仍然受省局领导，凌源地属辽宁省朝阳市与河北、内蒙三省交界，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设立监狱建设成本低，而且犯人难以逃出去，正是当初国家监狱布局指导思想的具体运用。
凌源为什么那么多监狱？
谢谢邀请。其实这个问题和新中国的监狱发展历史是密切相关的。想详细了解的朋友可以百度中国监狱史。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地广人稀，百废待兴。面对日伪战犯、国民党战犯和旧监狱遗留下来的社会残渣，1951年5月，根据党中央指示，召开了对中国监狱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第三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会议专门研究了组织全国犯人参加劳动改造的问题，得到了毛主席的亲自批示。
限于当时资金、技术条件，只能把罪犯劳动改造的主要项目基本规划在农田，水利，矿山，公路，铁路，手工和副业等能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特别是很多偏僻荒湖沼泽地带，老百姓少，可以围湖造田，更方便对犯人的集中控管，于是国家就根据各省实际情况，把大的整块的这类地方专门划拨用于建设劳改队，有的地方土地面积太大，押犯人数比较多，为方便业务管理和就近集中直接调度，就成立了劳改分局或农场管理局，这个机构大多行政上和省劳改局平级（现在几乎都称为监狱管理分局，级别差不多都是副厅级），但业务上仍然受省局领导，凌源地属辽宁省朝阳市与河北、内蒙三省交界，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设立监狱建设成本低，而且犯人难以逃出去，正是当初国家监狱布局指导思想的具体运用。
如何评价凌源监狱犯人连续三次越狱一事？
1.这次逃狱的是凌源第三监狱王磊和张贵林，逃了三次的，是张贵林。2.他最开始是 2001 年因抢劫罪被判七年，刑满释放后，又于 2009 年又犯抢劫罪，被判处无期徒刑，之后两次越狱，分别被判处脱逃罪，数罪并罚，依然执行无期徒刑。2014年在监狱里因殴打狱友，犯故意伤害罪，还是执行无期徒刑，当年 6 月，他就转到了凌源第三监狱。
从辽宁省凌源第三监狱逃跑的两个人是怎么跑出来的？对此事件你怎么看？
据网上所提供的消息得知两名罪犯加上这次，已有三次越狱的体验了。他俩一而再再而三的得逞，监狱管理部门就没有好好反思一下吗？像这样的重地，关卡重重，犯人是如何得逞的？有一点很让人费解，逃犯是在哪里得到门禁卡以及警服的？是监狱内部人员和逃犯串通好的还是工作人员失职所造成的？监狱里面没有视频监控吗？调出来看一下，不就还原了现场。
如何看待黑龙江看守所一在押人员逃脱，律师被质疑会见嫌疑人时协助其逃脱一事？
此事件颇为蹊跷。最开始引发关注，是因为一份黑龙江警方给吉林生警方的协查函，黑龙江大庆一位在押人员逃离看守所，黑龙江省警方向吉林省警方请求帮忙拦截。其中就提到了，该在逃人员是在与律师会见过程中，与律师伙同一起逃狱。根据黑龙江警方的协查通报，律师杨马强和在押人员刘文忠乘坐黑A7EY30白色途观吉普车经黑龙江省安达收费站驶向哈大高速公路。
但是记者第一时间采访到了律师杨马强，当事律师杨马强向表示“有人盗用我的身份帮犯人逃脱了，不是我”。也就是说，杨马强并没有像警方通报里说的那样在逃跑。同时，杨律师所在的北京市冠衡（长春）律师事务所表示，杨马强律师没有代理过该案件，也未前往大庆会见嫌疑人，更没有开具过任何会见函等文书，对方是冒充的。所以基本的事实可以确定几点：1.在押人员刘文忠确实跑了;2.杨律师并没有会见刘文忠，也没有接受刘文忠的委托;3.极有可能是有人冒充杨律师会见刘文忠，关键是他们怎么拿到杨律师的相关律师证和其律师事务所的所函？他是怎么拿到该律师的原件的？也是伪造的？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4.即便是有人冒充杨律师会见，那他怎么把刘文忠带出来的？是以律师助理的身份？所以，在押人员律师会见时逃跑，可能吗？各地的看守所因为投入资金，设计年代等不同，各有不同的规格，监管严格程度也并不一样，相同点都是高墙铁丝网加上关卡重重。物理上不可能有穿墙术比如有的地方的看守所，律师的会见室和警察的讯问室是并排连着，而这一排讯问室也正好是一道围墙，就像一道长城，正好就隔开了犯罪嫌疑人和律师。
也就是说，律师和在押人员会见时，始终会隔着一道，铁栏杆和围墙，即便律师另外准备一套证件，通过会见时给在押人员，在押人员拿到相关证件也无法解释，他是如何穿过会见室。因为看守所能够自由穿行的人员，看守所自己的武警和监管人员，或者其他有相关运输任务的工作人员。程序上也很匪夷所思从程序上来讲，律师在看守所会见委托人，先向递交看守所律师证，所函委托书等证件后，看守所会根据来的律师人数(最多两个)发放会见登记卡，这个卡在进看守所时，出示给武警，出看守所时，还给武警，所以，进去多少人，出来也必须是多少人。
所以不太可能出现一个律师去会见，出来看守所时成了两个律师。总而言之，一个在看守所的在押人员，如果他拿着律师的证件就能够走出自己的仓室，进而逃离看守所，这是非常不合理的。相反，如果是在监狱，在押服刑的犯人，如果偷了警察，预警的钥匙，衣服和证件，走出监狱，并非不可能。 几个星期前发生的凌源第三监狱两名在押犯人逃跑的事情，就是通过偷拿狱警的衣服和里面的证件跑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