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迫症是什么，它真的是病吗？
“强迫症”是一种精神障碍。在最新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5）中，它属于“强迫及相关障碍”这一大类疾病，这一大类中还有“囤积障碍（酷爱囤积）”、“拔毛癖（反复拔自己的毛发）”、“躯体变形障碍（总是夸大自己身体上别人注意不到的外貌瑕疵）”等。一个人被诊断为强迫症，需要至少满足以下3个条件：（1）反复出现的想法或行为；（2）反复出现想要停止这些想法或行为的欲望；（3）因为前两者给自己带来了极度的痛苦或实际影响到了自己正常的生活、工作、人际交往。
强迫症患者是十分痛苦的他们或者存在一些强迫性的想法，比如，站在马路上就忍不住想像自己被车撞死，总是觉得有污染、很脏——这些想法不是他们自愿的，而是侵入性的，不需要的，同时，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焦虑和痛苦；或者存在一些强迫性的行为，比如反复洗手。还有很多患者的强迫性想法和强迫性行为会一起出现，比如存在左右必须要对称的强迫想法，所以睡觉时要左右左右翻转一定次数（比如6次），开门也要左手右手互换开6次。
通常，对于强迫症患者而言，即便他们主观上想要停止这些想法和行为，也仍然是无济于事的。 根据诊断标准，这种强迫思维和行为会耗费患者大量的时间（每天1小时以上），并带来极大痛苦和实际的生活影响。他们可能会因为需要开关到一定次数，导致自己总是上班迟到，或者无法在家以外的任何地方上厕所（比如，总觉得其他地方都很脏）等等。
传世奇书《素书》说的是什么道理？
感谢邀请。可能有些大不敬，《素书》应该算不上“传世奇书”吧？因为，此书，很可能是自称“发现者”的宋代张商英的托伪之作，就是说，并非下邳圯上老人所送张良之书。《史记.留侯世家》，说到张良闲步下邳圯上，遇一老者，对他几经考验，然后“出一编书”，“乃《太公兵法》也”。张良熟读此书，辅佐刘邦成就了大业。《汉书.艺文志》，曾收录《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含《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后人说，《兵》即《太公六韬》。《隋书.经籍志》亦比较完整地收录了尚存古籍。司马迁的《太史公书》，在《经籍志》中，首次改称《史记》。里面也收录了《太公兵法》，大概是根据司马迁的《留侯世家》，把《太公六韬》改了名字。南宋以后，《六韬》真伪一直被质疑，清代更甚。但上世纪70年代的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太公》竹简。
学者们终于基本统一认识，《太公》成书应在战国时期。宋代张商英，受王安石举荐，进入神宗朝为官，后来官至“尚书右丞”，又转“左丞”，官不小。他的哥哥张唐英，是个著名文人。张商英本人，也有不少著作，还是书法家。不过，好像学问不十分扎实深厚。据说，他善写草书，可是写完了自己也不认识。《素书》，是他自称“发现”的。
他写了《素书考》，其云：“按黄石公《三略》三卷，《兵书》三卷，《三奇法》一卷，《阴谋军秘》一卷，《五垒图》一卷，《内记敌法》一卷，《秘经》一卷，《张良经》一卷，《素书》六编。《前汉列传》黄石公圮上所授《素书》，以《三略》为是，盖传闻之误也。晋乱，盗发子房冢，于玉枕中获此《书》,凡一千三百言，上有秘戒云。
”他这是说，都以为黄石公授予张良的是《三略》，这是误传，其实授予的是《素书》。关于黄石公授张良《三略》，这个说法又与司马迁不同。《三略》一书，亦称《太公三略》，与《太公六韬》相对应。但此书，成书不会早于汉中期。自然，把晚了百多年的书授与张良，是根本不可能了。但问题是，这也无法证明授予的就是《素书》。晋代，确实有个重要的“汲冢”事件，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古籍大发现。
可上万片竹简，只整理出两部书——《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并未听说还有《素书》。其他的盗墓发现古籍，也不见史籍记载。这大约只能说，张商英是借着“汲冢竹简”说事了。难道，晋代发现的《素书》，中间间隔了八九百年，才被张商英“淘”到？这也太不可置信了。其实，张商英声称他“发现”《素书》不久，南宋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陈振孙，就已经考证过《素书》。
他在《直斋书录解题.十二》中，就得出结论说，《素书》原文与《注》出自一人之手，当为托伪。写《注》的，就是张商英，无非是说，《素书》是张商英的托伪之作。后世的学者，基本赞成陈振孙的见解。所以，几乎从来没什么人把《素书》，当做一本先秦古籍，也不看作是“奇书”。可以说，这部书，如果不是现在被一些商家炒的火热，大概没多少学界的人重视的。
自然，不能说《素书》所讲的，没有一些道理。此书的六章，皆为“语录体”格言，从思想内涵讲，基本属道家，既有修身养性内容，又有辨证论述高度，确实可以一读。只不过，似乎和兵家无关。不知道张良是怎么靠这部书辅佐刘邦得天下的。这倒很像“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有意思的是，此语亦出于宋儒。另外，《素书》的语言风格，像极了宋儒。
儒学有两次大演变，一在西汉，二在宋朝，都是按照当时的需要来诠释“经典”。这种诠释，有时候还包含把自己的思想见解“混入”古人书中。再过分一点儿的，就是托伪了。关于《素书》，所谓司马迁、苏轼等都给与了极高评价，其实是玩儿了“移花嫁木”的文字游戏。司马迁说，老头给张良赠书这件事很怪。很可能，司马迁寻访到这件事，如实记述，但他也感觉很怪。
如此而已。苏轼亦是，他顺着司马迁的话说，送书这件事很怪。如此而已。只能说，这是现在商家的推销之术了，优劣不予置评。《素书》是否神奇，是否比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孙子墨子还要神奇，也只能看每个人不同的阅读感受了。《素书》确实讲了一些道理，无非为人处世，有没有道理，也需个人去感受了。当我们手捧书卷，领略古人风采的时候，也包括国外的一些“古人”，如叔本华尼采，可能需要多个心眼，别被某些商家的牟利之图带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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